香港到底赢了什么?

制度维护者问反修例

Posted by 黄云娜 on July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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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7月9日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神色凝重地指出,修例的工作已经“彻底、全面地停止下来”。(路透社)

“我们要赢,就一起继续赢下去。要输,我们就要输十年,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当晚,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摘下口罩的慷慨陈词,令不少市民动容,纷纷呼吁“不笃灰、不割席、不指摘”。然而,这一幕幕在制度维护者看来,却是忧心忡忡,不禁要问:“我们香港到底赢了什么?”

有人会说,经过2019年6月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浪潮,香港人已经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和关注,但对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而言,“其实都没有赢过,甚至是大家都输。因为大家破坏了我们原本用来保障所有人的决策机制。日后政府推出任何政策,只要有人不满意,然后去冲击、去破坏原有机制,那政府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而如果有另一群人,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但用同样的方式去冲击、去破坏,那政府又该怎么决策?到底该听哪一边的?”

专注港澳研究的钟民杰,今年推出《黄丝之乱:戳破香港政治泡沫的原理》一书。读者乍看书名,很难不把他标签为“蓝丝”、“建制派”、“保皇党”,但他说:“我从来没有投过他们的票!我批评所谓‘黄丝’,不是批评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不理解决策机制!”以2014年雨伞运动民主派要求“人大撤回831决议”为例,钟民杰笑言,“其实人大根本没有‘撤回’这程序,它的决议是单向的,但香港可以透过立法会‘否决’。可惜大家都不理解,然后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撤回),甚至作出一些破坏机制的行为,这才是对香港最大的伤害。”

时隔五年,他所言的“港人不理解决策机制”,在反修例争议中仍处处可见。

机制无法如我们所愿,所以只能推倒?

依钟民杰之见,《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本应交由立法会按既定程序修正、通过或否决。不过,反对者们大概会反驳称,由于保皇派当道,议会不公,未能达成港人所愿,故必须以激进行动推倒有关机制。

“这正是最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钟民杰指出——首先,“机制”的作用并不是让我们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是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协助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寻求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即非促成社会对某事物达成一致的看法;惟该方案未必令所有人满意,也未必是大部份人原本想要的东西,但总算是大家经过程序商讨的结果,日后也可通过机制再修正。其次,反对者们习惯否定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持份者的存在,“以‘蛇斋饼糉’的批评否定建制派取得议席的认受性、以‘我们香港人反对修例’的论述否定支持修例者的存在性”,而这种根本性的否定,正是香港社会撕裂的来源,不断扭曲支持和反对者之间的协商机制。

大概会有论者反驳道,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议员恃强凌弱,强行修订《逃犯条例》,不也是否定反对声音的存在、扭曲协商机制的表现?

“我经常说,政府施政毫无原则!如果你(政府)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就不应该为了让条例通过,而对某些人退让;但如果有问题,就应该好好讨论,看看问题在哪里,再加以修正。”钟民杰并没有为当局开脱,“商界说有问题,你就退让了,那其他持份者呢?为何不是一视同仁?难道其他人说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商界说的才是问题?现在大家上街、冲击,你就退让、暂缓了,那如果支持修例的有样学样,你让不让?你自己也在破坏自己的运行机制啊!”他强调,包括示威者、从政精英、以及不少香港人在内,都不理解维护决策机制的重要,“(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甚至说,‘不介意政府现在撤’,这是很恐怖的事!你怎能抛开维护机制的原则呢?”

也许又会有人辩称,就是因为当局粗暴行使“制度暴力”,大家才会被迫无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换言之,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把责任归咎示威者。

就此,钟民杰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2003年反23条立法、2012年反国教、2014年占中,再到今年的反修例,你有没有发现,反对者们总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而不仅仅是‘撤回’那么简单?”他认为,两者意涵截然不同,当下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实质等同“撤回”,但反对者从修例之初就要求“立即撤回”,即根本没有回旋空间,也不打算与政府透过机制协商。

“‘立即撤回’,其实是一个‘政治游戏’的手段。它一开始是政客提出的口号,一传十、十传百,但人们未必明白其背后的意义。如果叫‘撤回’,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如果叫‘立即撤回’,游戏就可以继续,而的确有人是希望‘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钟民杰解释,“‘立即撤回’意味对方‘马上有损失’,其实很符合我们短视的人性”,但从政治现实而论,“立即撤回”并非合理要求,而只有设定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才能令“游戏”一直有“敌人(政府)”可以“被攻击”,躲在“游戏”背后的人就能借此获取政治利益。

反对者们总是说,“暂缓”夜长梦多,必须“撤回”以防死灰复燃。但钟民杰问:“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例,当年被‘搁置’后,也没有‘如幽灵重临’啊。政府真的那么不可靠吗?”——事实上,如果认定政府最终会出尔反尔,那么“撤回”和“暂缓”的结果,不也是一样?

七一冲击期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劝说示威者冷静的一幕,令钟民杰印象深刻。“当时许智峰说,‘入面有会开先冲、冲得有价值’,随即有示威者大叫,‘到时我要返工呀’。我就想,原来大家还记得要上班,但是,你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从来都不听你的,难道你就要拿起玻璃杯扔向你的老板吗?”钟民杰说,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现实是,“社会未必完全跟从我们的意愿,有时甚至会忽略我们,可是我们仍然有很多表达机制,而不是冲击破坏。”

只有重启政改、建立普选机制,才能为香港解困?

暴力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在议事厅内发表《七一宣言》时,要求政府彻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回所有反修例抗争者控罪,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并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至上周大专学界拒绝与特首林郑月娥闭门会议并发表公开信,也称“我们一如以往,坚持民间五大诉求”。

然而,在6月9日及6月16日两场反修例大游行当中,民间并没有要求“实行真普选”,而是直到6月17日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撰文提倡“重启政改”之后,民主派才开腔和应,并谓问题根源在于香港未能实行全面普选。问题是,如果普选机制的缺乏是反修例浪潮的根源,民间何不一早提出?而建立普选机制,又是否为香港解困的灵丹妙药?

“他们说‘普选’可以提高香港政府的认受性,但是,港府(一直以来)的认受性,是从香港人自己的选举而来的吗?”钟民杰仍然坚持他在访问开首的说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认受性,而是大家不理解决策机制的运行,甚至是法治意识薄弱,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权限和权力。你喜欢不喜欢修订《逃犯条例》是一回事,但我们必须承认包括议会在内的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决策,而不只是选择性承认。”

谈及政府认受性,根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特区政府施政满意程度调查”,尽管市民对当局施政满意度净值已跌至负53.5个百分点的历史新低,但在2005年10月下旬,市民对港府施政满意度净值却曾经高见48个百分点,当中有56.5%受访者满意,另仅8.5%不满意,而时任行政长官正是在当年“小圈子”特首补选中因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的曾荫权。

至曾荫权于2007年取得逾八成选委支持(649票/800票)而成功连任后,同年10月下旬市民对港府施政满意度净值也高达45个百分点。这些数值是什么概念?根据台湾《风传媒》对取得逾689万票的蔡英文在上任总统三周年所发布的民调,有51.4%受访者满意其整体施政,另有40.2%感到不满,即满意度净值为11.2个百分点。

钟民杰又问,如果单靠普选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民主三大先驱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为何至今也仍充满矛盾,甚至出现脱欧闹剧、黄背心运动?

“他们一边冲击并破坏决策机制,但另一边又呼吁大家登记做选民,以增强在决策机制中的话语权,这不是很荒谬吗?你明明要拆毁这个制度,但你又叫人把你们送进这个制度,这不是很矛盾吗?”谈及这个问题,向来慢条斯理的钟民杰也忍不住有些激动,但他亦强调,“人很多时候都是自相矛盾的”,而类似的“选择性相信机制事例”也多不胜数,例如有人说相信“香港法治”而不相信“香港警察”,但其实“法治”是由“法院司法”和“警察执法”共同构成的。

回顾示威者“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的诉求,也同样有矛盾之处。首先,根据《基本法》附件一,如要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得到行政长官同意,再报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假如特首真的如示威者所愿解散立法会,但若要落实普选则仍需立法会审议,那么,到底还应否解散立法会?

其次,《基本法》第50条规定,如特首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的法案、或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及重要政府法案,若经协商后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特首便可解散立法会;换言之,特首解散立法会的前提,是立法机关运行时出现上述问题,但是,当示威者冲击议会,又怎么令议会运行?

港人不能再输了,只要倾巢一博,就能改变机制?

“我们要赢,就一起继续赢下去。要输,我们就要输十年,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当晚,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之一、《香港民族论》编者梁继平摘下口罩的慷慨陈词,令不少市民动容,纷纷呼吁“不笃灰、不割席、不指摘”。

“他们一直强调,‘香港人不能再输了’、‘香港人一定要赢返次’,但他们所谓的‘输赢’,却只是以人家的‘失败’,作为自己的‘成功’,并没有想过香港会有什么影响。”钟民杰问,“他们攻入立法会,就算包围十天、十个月、十年,大家可以建设什么?23条也好,国教科也罢,2014年政改如是,撤回的撤回,搁置的搁置,否决的否决,香港实质上得到什么?就是退回原点,但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对你个人的好处,而是整个社会有没有往前走?”

钟民杰又显得有些激动了:“我很紧张这些事!负责任的人不应该这样的!”

他说,有人为了“赢取”这场“游戏”、获得改变社会决策的快感,而罔顾香港整体利益,“但他们通常令大家以为,他们就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即所谓的真理—你联署、你上街、你冲击、你倾尽所有,你就是对的,你是民主斗士;你支持修例,你就是坏人。这就是人性、是人求生的本能,因为人是害怕孤独的,你不跟大队的话你就没有朋友,你的声音也很容易就会被消灭。”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留言,有些人真的应该被抓起来!”钟民杰愤斥个别刻意教唆情绪低落人士“不如光荣就义”的网民,“这关乎人命,怎么能够这样?”除此之外,他亦批评有人“消费死者”:“他们同情最近接二连三轻生的人,但为什么没有人同情客死异乡的潘晓颖(陈同佳案死者)?再者,每当不幸事件发生,他们就会为政府贴上‘血的政权’标签、扬言要为死者讨回公道、继承其所追求的价值等等。其实有没有想过,这种‘同情’是有选择性的?大家真的应该收手了,否则只会鼓动更多人无辜牺牲。而且,‘死’这件事,本身就不会影响决策机制。”

他慨叹:“我们的教育制度很‘成功’,令我们懂得经常批判制度、批判别人,就是不懂得批判自己。如果我们能用批判他人的标准来批判自己,我想,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做。事到如今,到底要怎样才能令大家反思呢?太难了,因为‘游戏’太好玩了。”

“他们想赢,可惜没有读过老子——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有力量,能够战胜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绝对不是虚话。”

钟民杰解释,他明白不少年轻人对政府施政充满怨气,“但有没有想过,你无法透过现有机制踢走你讨厌的人,其实是因为你不够强,无法争取到绝大部份人的支持?当然,制度的设计也有所影响,但你有没有尝试在现有机制下,让自己变得更强,以争取可以慢慢改变机制的力量?机制很难一下子被改变,那你会不会尝试改变自己的目标,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最好的成果,而不是用激进手段要求社会迁就你?当你想方设法打倒你所谓的敌人,我们可能一无所得,要赢,就要改进自己,不改进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