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调查:寻找中国毒枭

芬太尼是如何从中国流向美国的?

Posted by 吴婧 on October 19, 2019

转载自《重磅调查:尋找中國毒梟》,作者:吴婧。

本文由端传媒记者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特约撰稿人Alex W. Palmer合作报道,材料共享,独立成文。美国当地采访皆由Alex W. Palmer完成。

瑞恩·詹森(Ryan Jensen)做“生意”有个规矩——每位顾客每次只能购买一次剂量的芬太尼(fentanyl)。这名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不满18岁的毒贩深知芬太尼的危险。作为一种鸦片(opium)类止痛药,芬太尼的效力比吗啡高50至100倍,按药效折算,1g芬太尼相当于40g海洛因。

10美金,10毫克,就可以让你high一整天——詹森的一位常客说。詹森只卖给信得过的人,并在顾客使用时留在他们身边,以防意外发生。只有一次,詹森破例一次性卖出好几次的剂量,给刚使用芬太尼几个月的贝利·亨克(Bailey Henke)。亨克使用时,詹森也没在身边。

2015年1月2日,18岁的亨克因服用过量芬太尼死亡。几天后,一位朋友在亨克的房间找到了剩余的芬太尼,她试一下,也差点儿送命,医护人员不得不踩过前几日亨克死时留下的血迹去救这位女孩。

北达科他州的警察开始调查致死亨克的芬太尼来自哪里——这个答案,彼时已被佛罗里达州(Florida)美国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DEA)的年轻探员麦克·布耶米(Mike Buemi)握在了手中。

2013年,布耶米在追查一款名为Molly的摇头丸时,发现所有线索指向了一名中国毒贩——莉莉(音译,原名Li Li),通过假扮顾客,布耶米获取了莉莉的信任。他发现,莉莉还在销售一种看起来和处方止痛药一样的产品——乙酰芬太尼(acetyl fentanyl),布耶米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出于某种直觉,他下了单,随后收到一个加拿大邮政的信封,里面有50个药片,用复写纸紧紧包住,10个一条,总共五条。

为了招徕布耶米一起分销毒品,莉莉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上线,后者向他细数了芬太尼的好处:和海洛因、可卡因或大麻不同,芬太尼无需土壤、阳光和雨水来种植,只要几个原料在实验室里合成即可。

正如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副总裁、曾任职美国国务院的斯科特·斯图尔特(Scott Stewart)所说:对毒贩来说,芬太尼是梦一般的存在。它造价低廉、易成瘾、极方便运输,更重要的是——利润惊人。DEA的一份报告显示,花费8万美元“批发”1千克芬太尼,转手即可在街头卖到总价160万——是海洛因利润的20倍。

通过追查莉莉的联络网,布耶米发现了一个频繁出现的名字——杰森·贝瑞(Jason Berry),并通过贝瑞找到了一个大型贩毒网络——成吨的毒品通过中转站加拿大运到美国,芬太尼是主要的一种,而毒品的源头,是一万多公里外的中国。一个中国毒贩的名字渐渐浮出水面:张建。

2016年9月23日,纽约总检察长举行破获毒品的记者会,其中有展示芬太尼。

“新鸦片战争”

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布耶米和张建每晚都会联系。那是2016年,布耶米卧底做毒品分销商的第三年,通过从张建的毒品组织购买数量惊人的芬太尼,他终于和这位传说中的“大佬”搭上了话。

为了扮演好分销商的角色,布耶米和张建谈到,要为他们的产品寻找恰当配方,以避免顾客发生过量服用。张建表示同意:“没必要把我们的顾客都杀死。”

彼时,芬太尼已是美国因药物滥用而致死的案件中,排名第一的“罪魁祸首”。这个被俗称为“中国女孩”(China Girl)或“中国白粉”(China White)的合成鸦片类药物,于1960年由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ceutica)创始人保罗·杨森(Paul Janssen)第一次合成。杨森分析了传统镇痛药吗啡和人工合成的镇痛药哌替啶(又名“杜冷丁”)的化学结构,发现两者均含有哌啶环。他推测哌啶环是上述二者产生镇痛效果的结构基础,遂在这个结构上进行合成实验,最终合成了芬太尼。

由于起效更快(静脉注射一分钟即可生效),芬太尼逐渐成为临床常用的镇痛药物,并被生产出不同形态的产品,包括贴片、棒棒糖、溶解片剂、舌下喷剂等。芬太尼家族也在不断扩张,药效更强的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陆续面世。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料显示,1990年代起,制药公司开始向全美推广鸦片类药物,并称其不会成瘾。这些公司还通过回扣、赠药等方式,奖励那些愿意开鸦片类药物的医生,令这类处方的数量从1992年的1.2亿迅速攀升至2014年的2.82亿张。至今,美国已是全球使用鸦片类药物比例最高的国家。

事实是,芬太尼可以激活人体内的“快乐物质”鸦片受体,产生欣快、舒适感,令使用者上瘾,并进一步导致药物滥用问题。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统计,2017年,超过2.6万美国人因过量使用合成鸦片类药物致死,其中绝大多数是芬太尼类物质。2014年,这一数字刚刚超过5000——已创下1999年来的最高值。美国助理国务卿克尔斯滕·麦迪逊(Kirsten Madison)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毒品危机。

美国历年因过量使用鸦片类药物致死人数统计。

有的毒贩会将芬太尼掺入海洛因、止痛药等,以追求更爽的体验。但由于芬太尼的药效极强,稍微掺和多一点,就有可能导致过量服用。2016年4月21日,57岁的美国歌手“王子”(Prince Rogers Nelson)因服用过量芬太尼死亡,警方经调查表示,王子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止疼药可能会杀死他。

缉毒者们在这场毒品危机中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影子。DEA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从国际邮件和快递托运中查获的171千克芬太尼中,有165千克来自中国。特朗普指责中国是“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洪流”的主要来源,中国则表示拒绝“背锅”,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指出,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鸦片类药物——明显是美国监管不力。

《外交家》(The Diplomat)、彭博社(Bloomberg)等媒体将中国向美国输送芬太尼描述为“新鸦片战争”、“反向鸦片战争”。这种致命的白色粉末在中美贸易战的漩涡中卷起阵阵烟尘,直到2018年12月初,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会期间,特朗普要求习近平加大对芬太尼类药物的管制力度,后者立即同意了。从当天的新闻中,绝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芬太尼这三个字。

中国供“货”商

回到2014年4月,掌握了贝瑞的信息后,布耶米伪装成一名分销商接近贝瑞。后者热情地向他展示了种类惊人的芬太尼产品,包括枸橼酸芬太尼、盐酸芬太尼,以及被贝瑞称为“boxy-100s”的乙酰芬太尼——那是一款蓝色的圆形药片,一面是“oxycodone”(羟考酮)的字样,另一面是“100”——同布耶米从莉莉那里收到的货一模一样。

“我全要了。”布耶米说。

这次交易后,布耶米和贝瑞建立了联系。但随著时间推进,布耶米开始怀疑,和自己聊天的人可能并不是贝瑞。

事实上,彼时的贝瑞正被监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一个中等戒备级别的监狱——德拉蒙德监狱。2013年4月,贝瑞在蒙特利尔一家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门店被捕,被捕时,他正试图将藏有1万片去甲基芬太尼(desmethyl fentanyl)的微波炉和烤箱寄往美国科罗拉多州(Colorado)。警察进一步在他的存货点发现了30万片合成处方药和冰毒、脱氧麻黄碱、摇头丸等毒品,此外,还有1500千克、足以制造三百万片药的原料,以及一台每小时压缩上千药片的机器。这是加拿大破获的第一起贩运芬太尼的大案。

布耶米从加拿大警方那里获悉,贝瑞被单独监禁,没有接触外界的渠道。于是,加拿大警方协助布耶米追查了“贝瑞”接收款项的账户,发现其中一个提款人是塞隆(Daniel Vivas Ceron)的母亲。这位塞隆,彼时也在德拉蒙德服刑。

获悉这一切的布耶米依旧如常同“贝瑞”聊天,并渐渐摸到了整个贩毒网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Zaron Bio-tech(Asia)Limited(下称“Zaron”)——一个总部在上海的食品添加剂生产商。布耶米进一步发现,Zaron通过一个遍布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贩毒网络,向两地输送了大量芬太尼。

有关Zaron的信息,至今可以在各类黄页网站中找到,其档案是这样描述的:Zaron坐落在香港,成立于1991年,主营业务是制造并销售食品、食品添加剂、调味料等,在中国大陆、越南、泰国和新加坡拥有8家工厂。其中一家东莞工厂占地10万平方米,有10条生产线和1000名员工,产品销售到超过30个国家。在经理高亚龙(Gao Yalong)的代领下,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成为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专业食品添加剂生产商之一。

事实上,早在贝瑞于蒙特利尔被捕之前,科罗拉多的执法者已通过贝瑞锁定了Zaron,当他们试图联系中国官方时,却遭遇了冷遇。“他们(中国)把化学产品送到这里,却说,嘿,这不是非法的,我们这里没有(芬太尼)问题。”布耶米回忆道。

我们这里没有芬太尼问题——2013年美国外交官第一次就芬太尼向中国提出交涉时,中国就是这个态度。“就像在跟一面石墙讲话。”一个前国务院官员回忆道。

芬太尼确实不太困扰中国的缉毒官员。早在2001年,中国已将4种医用芬太尼类药物列入麻醉药品管制,需国家食药监督管理局核发准许证才能出口。这个管制名单在随后十多年中不断增长,截至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许下承诺之际,已有25种芬太尼类物质和2种芬太尼前体物(指可用于制药的化学成分)“上榜”——总数超过美国药品机构和联合国的列管目录(21种)。

2019年2月26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药店的芬太尼处方药。

《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现有的240万吸毒者中,超过一半滥用冰毒,接下来是海洛因。不过近两年,使用合成毒品和鸦片类毒品的人数开始逐年增加。2015年6月26日,中国出现了首例因贩卖、制造芬太尼获刑的案件,涉案的五人中有一人被判决死刑。

回到2014年的布耶米身上,彼时,他需要一个能打破“石墙”的案例,证明从中国来的药品导致了美国使用者的死亡。2015年1月,布耶米接到一通电话,北达科他州18岁的亨克因服用过量芬太尼死亡。

信封里的毒品

通过詹森(卖给亨克芬太尼的毒贩)的暗网账号,布耶米和北达科他州的执法者找到了致死亨克的芬太尼货源,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Zaron。

布耶米以贝瑞朋友的身份给Zaron的账号发了邮件,并很快与对方建立了联系。为维持“友情”,布耶米开始向Zaron订购小量的呋喃基芬太尼(furanyl fentanyl)。

突破口很快出现了。布耶米从DEA特别行动部门获悉,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的一个毒品分销商和他联系的是同一个Zaron账号。于是,在DEA端掉这个分销窝点前一天晚上,布耶米向Zaron下单了1000片芬太尼。

2016年3月15日,DEA抓捕了加利福尼亚的分销商,并在其临时实验室发现大量来自中国的乙酰芬太尼。据这名被捕的分销商说,他们每月可以卖4万片。

几天后,布耶米佯装不知情、向Zaron询问:“我的货呢?”

“我不知道,我的人没有回复(我)”。Zaron答道。Zaron刚刚损失了一员“大将”,这是布耶米“趁虚而入”的好时机,他向对方提出由自己来制药,只要给他客户订单就好。Zaron答应了。

现在,布耶米最大的难题,是制作“假货”发给Zaron的顾客。“假货”必须合法、无害、且不被顾客们察觉。包括Zaron在内的多数芬太尼毒贩,都宣称自己的产品完美复刻了正经药企的药片,只是其中掺杂了芬太尼而已。

布耶米找到了一家药企,说,毒贩正在仿冒你们的药来害人,你们愿意帮我么?对方同意了。他们发给布耶米数千片乳糖安慰剂,外形和普通药片完全一样。

“生意”启动。布耶米从中国收到足以制造上百万片药的300克芬太尼。它们中的一小部分被装进小袋藏在杂志里,再塞入一个信封寄过来;其余大部分则被包进聚脂薄膜里,装在方盒里寄到。

事实上,大量芬太尼的流动,是通过一个薄薄的信封。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中国毒贩常常会建议买家选择用美国邮政局(U.S. Postal Service)做物流——慢是慢了点,但通过率高很多。

至今,通过美国邮政局从中国发向美国的包裹中,仍有15%没有建立电子追踪。由于人员短缺等原因,在美国的一些入境口岸和和国际邮件中心,包裹和车辆只能受到有限的检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货物和运输安全执行总监托马斯·奥弗贝克(Thomas Overacker)在7月份向国会表示,他的机构只能检查从西南边境进入入境口岸的约2%的汽车和16%的商用车辆。而西南边境,是芬太尼入境的一个主要导管。

布耶米把芬太尼作为证据保留下来,再把乳糖安慰剂寄给顾客们。就这样,他顺理成章地拿到了Zaron在北美市场的客户资料,成为组织的中坚力量。布耶米开始和各州执法者合作,一个接一个端掉这些从Zaron进口原料的贩毒组织。他做的很隐蔽。比如,在抓捕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一个主要毒贩后,布耶米立即取得其Wickr(号称全球最可信赖的移动通讯软件,采用端对端加密方案,Zaron组织的人多用这个软件)账号,并假扮成被捕的人,继续若无其事地下单。

几个月后,布耶米接触到了Zaron幕后的那个人——张建。

合作破裂

尽管宣称公司在上海,张建实际上居住在山东青岛,名下也没有工厂。这个在美国建立起庞大分销网络的毒贩,本质上是一个中间商。他从顾客那里接到订单,再去找厂家进货,然后打包寄出,用西联(Western Union)收款。

通过追查西联取款记录(西联取款要求使用身份证),布耶米发现,张建和许多中国商人一样,邀请了亲友帮手打理自己的生意,包括他的妻子、小舅子和父母。

2012年结识贝瑞后,张建才开始涉足毒品,此前,他卖过衣服、也卖过性玩具。他和分销者的情谊往往以交易一些相对无伤大雅的东西为起点,比如,布拉斯加州的贩毒点原本和他交易的是类固醇;南加州的网点最初向他购买的是假冒服装。这或许一方面证明了张建是个成功的推销员;另一方面证明了芬太尼生意有著令人难以抗拒的巨大利润。

调查推进顺利。2016年6月,布耶米到北京面见DEA驻北京专员贾斯汀· 斯科曼(Justin Schoeman)及中国的合作伙伴。彼时中方已展开对张建的调查,监控了他的邮件、税务纪录等,还向布耶米提供了一份张建和中国供货商沟通的记录,此外,中方还截获了张建寄出的一千克芬太尼。

2019年8月12日,美国盐湖城联邦法院一宗对芬太尼贩毒案的审讯,工作人员将大量证物运抵法院。

中方的积极态度和调查成果让布耶米和斯科曼印象深刻。“他们在努力。”斯科曼说。他并不在乎中国以贩毒、漏税还是蒙骗海关抓捕张建,只要他们制止他就好。

历时3年的案子终于来到收尾阶段。布耶米向张建谎称墨西哥来了个大单子——以每千克3000美金的价格订购了100千克呋喃基芬太尼——这个体量足以制作5千万次剂量,总售价可达到上亿甚至10亿美金。

张建没有理由说不。他安排了从青岛出货。此外,布耶米还连哄带吓、让张建破例放弃了用Wickr发短信联系,而是打了一通Skype电话。布耶米将对话内容全部录音了。

但8月底,张建突然失联了。

布耶米很快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建被捕了。布耶米获悉张建的案子“证据有点问题”,但他没有多想,直到几周后,张建被无罪释放。中美双方的合作就此告吹。

2017年10月17日,美国司法部宣布,38岁的张建和另一名中国毒贩、40岁的严晓兵(Xiaobing Yan,音译)分别在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被起诉。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美国司法部第一次起诉中国的芬太尼贩毒者。当局发现,自2013年1月以来,张建向美国出货了数千种芬太尼和其它药物,这些药物在新泽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勒冈州造成4人死亡。起诉书中还出现了三个美国人和五名加拿大人——包括贝瑞和塞隆——他们被控在被关押于监狱期间帮助张建售卖芬太尼。

11月,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魏晓军在中美缉毒执法合作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司法部单方面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追捕两名中国籍毒品犯罪嫌疑人之事,表示遗憾。“这是一个在侦案件,联合调查仍然在进行中,美方单方面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势必影响双方下一步的正常合作。”魏晓军说,由于中美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是否引渡这两名男子取决于美方能够提供、或中方能够发现的证据。

当年12月7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张建不到两个月后,张建辞任了Zaron董事,将公司转给了一个叫何文祥的人,然后彻底消失了。

中国式毒枭

2018年4月,美国司法部进一步公布了张建及其家族贩毒团伙的姓名、照片和身份证号。通过张建的妻子初娜,端传媒找到了张建名下的另一间公司——青岛尊韵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尊韵)。天眼查的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1日,法人是生于1980年、籍贯辽宁的初娜,她拥有该公司80%股权,任职执行董事,张建则是这间公司的经理。

尊韵的经营范围包括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服装鞋帽、健身器材等,注册地址是青岛市人民路振业大厦1012室。那是一栋陈旧的写字楼,拥有蛋壳色外墙、黑逡逡的走廊和气味浓重、运行缓慢的电梯,每层有十多间办公室。1012是10层最小、最便宜的办公室,不到10平米,租金一年一万多人民币。

大厦的房东、一位据称姓邵的男人在电话里回忆道,张建只租了一年房,并于三年多前搬走。他记得张建的妻子名字里有个“娜”字,平日总是“那个男的在办公室,没见到什么其他员工”。

“就是他,”在大厦做了十年物业的刘经理从美国司法部公布照片中认出了张建——寸头,长脸园眼,脸颊微鼓,眼袋饱满。

在刘经理的印象中,张建和善、礼貌,进出大厦或在电梯遇见总会主动打招呼,本地人口音——这一信息符合张建身份证号指示的籍贯——山东德州市。“他很勤快,常常来得很早,”刘经理说。和房东一样,刘经理也说张建总是独来独往。有时刘经理找张建去收物业费,他的办公室门总是关著的,刘经理等在外面,可以听见里面扭动门锁的声音。“不过这(锁门)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神色都很正常。”

再三询问下,房东和刘经理都表示没有张建的联系方式,亦没有保留当年和张建签订的租房合同、物业费缴纳收据等任何资料。

“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疑,不像贩毒的。”刘经理说,“倒是你很可疑,一个记者跑来找毒贩。”

少数几个接触到张建并获悉其真实身份的人都这么说,包括追查了张建三年的布耶米:“他看起来像个普通人,不像毒贩。”在布耶米的印象中,张建友好、热情好客、始终把顾客放在第一位。

来自中国的芬太尼毒贩打破了人们印象中的毒枭形象——彪悍凶狠、富可敌国,拥有众多手下和各类武器;与之相比,中国毒贩看起来更像是办公室的普通职员,和他们贩卖的芬太尼一样——平凡、看似无害。

2018年,彭博社记者找到了和张建一同被起诉的毒贩严晓兵。据美国司法部指控,严晓兵“入行”至少6年,在中国拥有至少两家能生产芬太尼的化工厂,在美国的分销商更是超过了100人。但是,当记者敲开严晓兵的家门时,看到的却是一个短寸头、戴半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脚下踩著一双蓝色塑料拖鞋。

将张建、严晓兵扶上“毒枭”舞台的,除了美国邮政局和边检,还有中国庞大且管理宽松的化学药品产业。

6

2018年12月初,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会期间,特朗普要求习近平加大对芬太尼类药物的管制力度,后者立即同意了。

原料药生产大国

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称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并指出,习近平曾说会阻止芬太尼出口到美国,不过至今仍没做到。

事实上,2019年4月1日,习近平向特朗普许诺后不到五个月,中国宣布将所有芬太尼类物质列入管制——这样的行政速度对中国政府来说并不多见。

可是,尽管中国政府列管了所有芬太尼类物质,依然无法堵住所有制造芬太尼的原料。只要微小地改变化学结构,即可创造出新的芬太尼。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药理学博士刘明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药品的合成路径和合成结构有很多,“就像1生2,2生3,3可以制成芬太尼。你把2禁了,我一样可以通过1来重新合成2,这是无法穷尽的。”

“地下化学家天天盯着列管目录,研发没被列管的新产品。等到法律开始关注这个物质时,他又换了一种新产品,这使得列管总是落后一步。”中国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禁毒研究专家包涵对媒体表示,列管毒品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普通人,这个东西是非法的。

这或许就是张建、严晓兵难以被定罪的原因。严晓兵对彭博社说,中国的执法机构从未联系过他,他在向美国寄出芬太尼类物质时——它们还没有被列入管制,因此不算违法。

2017年,中美联合破获了一起跨国销售芬太尼的案件。2018年,该案在河北邢台开庭。生产者李学海(化名)曾对警方供述,他用来制造芬太尼的苯胺、醋酸硼氢化钠等原材料不受管制,通过中国人最常用的聊天软件——QQ就能买到。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原料药生产和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出口量接近世界原料药市场份额的20%。2014年起,中国化学药品原药年产量均超过300万吨。这个强大的生产力滋生了丰富、唾手可及且监管宽松的原料市场。在各类外贸论坛上,可以找到大批兜售制药原料的商家。

人们对药品的知识非常匮乏。在上述案件中,除了生产者李学海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员都表示,自己对芬太尼并不了解,其中一位员工甚至不知道“医药中间体”(指药品合成工艺过程中的化工原料)是什么,他对法庭表示,老板说中间体就是“感冒胶囊中间的那个东西”。

一些年轻的女孩被招进来,仅仅是因为“英语好”,她们的工作就是“翻墙”到境外网站上发帖销售“医药中间体”。收到国外订单后,在辗转找到化工厂家生产——这个操作模式和张建一模一样。中国的毒贩们将芬太尼生意链拆解成一条流水线,线上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生产什么。

7

2019年2月10日,美国警方展示一名女士存有的芬太尼。

谁接手了Zaron?

出乎意料,何文祥爽快地答应了采访。

他是广州畅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广州畅达”)的总经理。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张建不到两个月后,他接替张建,成为了Zaron的董事。

端传媒依照广州畅达官网上的电话联络到何文祥,问他能否当面聊聊中美贸易战对货运代理行业的影响,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我们是个很小的公司,如果你不嫌弃就过来吧。”

何文祥的公司位于广州东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一样,那里有成批的写字楼和相对稀少的人烟。何文祥在其中一栋的二层租下三间办公室,他个子不高,寸头,肤色偏深,笑的时候两颊鼓起。

2019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一边泡著功夫茶,一边讲起自己是怎样从湖南岳阳农村打拼到今天。记者请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老家地址和姓名——他的签名和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上的签名不一样。

当何文祥看到自己成为Zaron董事的文件时,他看起来一头雾水,得知Zaron经营著一个跨国贩毒网络后,他的反应像是被针扎到一样,“不是我啊!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何文祥从走到另一间办公室、拿回一个手掌厚度的文件夹,里面是他注册公司的各种资料。资料显示,何文祥的确于2012年委托中介在香港注册了“香港畅达国际物流集团”,他说此举是为了方便接收境外付款。到2017年9月,他觉得留个香港公司意义不大,便以一万元的价格转手卖出了公司。何文祥说,自己不知道公司卖给了谁,也从没想过为什么有人要买他的公司。但卖掉公司3个月后,他变成了Zaron的董事。

何文祥旋即致电曾帮他注册、转让公司的秘书公司。一位姓章的女士在电话那头说,像他这样名下有几间公司自己却不知情的案例有很多。“你自己都不清楚吗?帮不到你,好吧,你自己处理吧。”

在谷歌搜索“香港秘书公司”,得到了超过1千万条结果,“低至$499”、“开公司最快两小时”,广告这样说道。这些秘书公司蜗居在商业大厦的狭小办公室里,多数时候,办公室门上挂著不止三家秘书公司的标牌——推开门才后发现,还有更多共享这个办公地址的公司名字没能爬上门。

在2018年3月香港颁布秘书牌照制度之前,秘书公司在接活时并不会对客户做尽职调查(包括客户的身份证、地址、大陆业务背景等)。负责将一家公司转入何文祥名下的的秘书公司工作人员说,以前更换董事并不需要董事在场,只要身份证明文件和本人签名就好。他展示了一张何文祥身份证的模糊照片,下面是一个同何文祥本人签名完全不同的签名。

“你都明白的啦,这么多客人,我们不可能每天看他有没有犯法的。”另一家秘书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证明,Zaron的公司介绍没有一句真话。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的商业注册记录都没有这间公司,它在东莞也没有占地10万平米的工厂和1000名员工。Zaron的香港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它在青岛的地址则坐落在一个汽车配件市场。其“公司经理”、建立了域名zaronasia.com的高亚龙在电话里表示,“2010年这个域名注册时,我才读大学二年级。”他补充道,2016年以前注册域名无需实名。

Zaron最后一次提交周年申报表是2016年,并于2019年2月1日被剔除注册(香港公司注册处处长认为某公司并非正在营运或经营业务,可依例把公司的名称从公司登记册剔除。剔除注册是法例授予处长的权力,公司不可申请剔除注册)、宣告解散。

尾声

围绕亨克死亡的调查还在继续,至今已逮捕了73人、完成30项起诉,并截获了超过1000千克毒品,价值150万美金。“他的死带来了改变。”亨克的母亲劳拉·莉亚(Laura Lilja)说。

亨克最好的朋友凯拉·科夫曼(Kyra Coffman)不这么想。“这没有改变什么,他还是走了。”亨克死前的一个月,科夫曼请求他戒毒。他答应了,但又一次次复吸。直到科夫曼明白,她什么也做不了。如今,她只愿记住回忆里那个害羞、有点傻乎乎的男孩,笑得时候嘴咧得很大。

2015年1月2日,亨克因过量服用芬太尼死亡之前几个小时,科夫曼来看亨克,他正在和朋友一边打扫卫生一边说笑。亨克问科夫曼要了一串她制作的项链,戴在了脖子上。在科夫曼离开前,亨克告诉她,他爱她。

端传媒记者来福,实习记者徐涵、依灵,特约撰稿人孙贤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感谢刘敏、付子洋对这篇报道的帮助。

转载自《重磅调查:尋找中國毒梟》,作者:吴婧。